通过双向协议遏制红包，主要是一种价值宣示和道德自律，这方面的制度配套乃至社会文化的改造也是不可或缺的。

　　患者送红包、医生收红包，似乎成了一个社会顽疾。日前，卫生部就《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》征求意见，其中就有治理红包的内容：“患者入院时进行医生不收红包、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，协议书纳入病案管理”。你不送，我也不收，医患的双向协议能否破解红包现象？对此，众说纷纭，表示不乐观的居多。

　　不收红包，原本是职业底线，现在竟要卫生部门专门进行制度设计来防控，反衬出红包现象的泛滥盛行，也表明从政府到公众对此问题的价值立场。在很多人送红包送得理所当然、一些医生收得心安理得的时候，反红包的双向协议，从制度上标明了职业道德、社会风尚的应有准则、是非判断。这种回归，对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有利的。若能落实，并在更大层面拓展深化，未尝不是治理红包现象的一个契机。

　　可是，这一纸协议真能撬动坚硬的红包吗？从表面看，红包呈现的是“不送不安”“不收不宁”这样一种不无反讽的社会病象，但在非送不可、非收不可背后，有着更为深刻的现实根源。

　　从患者角度说，医疗资源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供给不足、分配上的不公平，助长了通过利益输送方式博取优先权的心理与行为，加上长期送礼文化的惯性作用，“送红包才保险”很容易泛滥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。

　　从医生角度说，红包与其群体利益的紧密关联，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艰深复杂。以药养医、医药不分的体制弊端，一方面是导致医院要在市场经济大浪里挣钱谋发展；另一方面，卫生投入的不足，使得医生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，由此产生“脑体倒挂”。在不少医院，医术越高超、医德越高尚，挣钱越少的问题确实存在，不收红包而被骂被逐的“伤心医生”也时有所闻。

　　邓小平说过，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，甚至走向反面。红包泛滥，根子还在医疗制度的不足和缺失。治理红包顽疾的治本之策，还在于深化医改，促进医疗资源配置的公平合理，同时将医院业务行为和经营行为脱钩，建立合理的医生收入体系，用体面的、有保障的合法收入打消医生“看病赚钱”的想法。

　　当然，高薪不是养廉的灵丹妙药，尤其对医生这个职业来说，有仁心才有仁术，只有职业道德涵养充分了，一切制度设计才能见效，改革成本才会尽可能降低。通过双向协议遏制红包，主要是一种价值宣示和道德自律，这方面的制度配套乃至社会文化的改造也是不可或缺的。

　　本报特约评论员李力言